大家對印度士兵可能都有刻板的印象，以為印兵只食咖喱，但咖喱二字又豈能概括印兵伙食？ 自18世紀開始，印兵就開始為英國人打天下，先效力於英屬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後來更獨立成軍，成為上百萬之眾的英屬印度陸軍（British Indian Army），兩次世界大戰均未缺席。 由於要照顧印兵伙食，英軍設法迎合印度人的口味，最初並不是大問題，直至1857年爆發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兵變的觸發點之一，是印度兵被命令轉用新步槍Pattern 1853 Enfield Rifle，這種新式前膛步槍需要使用者咬開紙包的火藥和彈頭，才能上彈。而當時有傳言指彈頭用了牛和豬的油作潤滑劑，觸犯印度兵大多信奉的印度教和伊斯蘭教。事件引爆對英屬東印度公司差別待遇的不滿，兵變一發不可收拾，一年多後才平息。   自此，英軍變得注重印兵信仰和伙食，例如穆斯林不吃豬肉，印度教和錫克教徒多食素，或者不吃牛肉。信仰不同，屠宰牲口的方式亦要不同，否則會引起不滿。以下是一戰時印兵每日的配給： 肉：4 安士（素食者獲分2安士石蜜/糖或者3安士牛奶代替）馬鈴薯：2安士茶：0.33安士鹽：0.5安士麪粉：24安士乾扁豆：4安士脫水牛油：2安士辣椒：0.16安士薑黃：0.16安士薑：0.33安士蒜頭：0.16安士石蜜：1安士 現實中的前線由於補結困難，士兵經常挨餓，清單呈現的理想狀況僅作參考。但從中可見，英軍為了印兵伙食花了不少心思，一般英軍對辣椒、薑黃、石蜜應該很陌生，而兩次大戰印兵伙食並無大改變。 1934至37年，百特上校（Colonel John St John Baxter）曾與第8旁遮普團第1營（1/8th  Punjab Regiment）在香港服役，他憶述： 「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有不同的屠夫，他們當然有自己的廚師。你要緊記每個連都有自己的廚師和宗教特性……」(“You got a different type of butcher for Hindus and again for Muslims. They have of course their own cooks. You must remember that each Company has its own cook and has its religious […]

1945年4月16日，蘇聯紅軍攻打柏林，柏林守軍血戰抵抗。4月30日下午，希特拉自殺。5月2日，德軍向蘇軍投降，柏林戰役結束。當日，蘇聯攝影師Yevgeny Khaldei拍下這張相片，成為經典。 然而，這張相片是經過塗改才被公布。 Khaldei看到美國海軍陸戰隊在硫磺島升起星條旗的相片後，深受觸動，就帶了叔叔縫製的一面紅旗前往柏林，希望拍到類似照片。5月2日，Khaldei集合了國會大樓（Reichstag）附近3個士兵，以德製Leica III相機拍攝一系列36張相片，最後選取了這張。 但是右下角軍官右手上一隻「多餘的手錶」明顯是掠奪而得，不符合蘇聯勝利所需求的形象，Khaldei便用針擦走了。刊登版本亦後製了背景的黑煙，令人感覺相片是戰鬥時拍下。 4月30日晚上10時40分，其實有另外4個蘇軍更早到仍被德軍控制的國會大樓掛上紅旗，但未有留影。而紅旗亦由翌日被德軍狙擊手射下。 二戰東線戰事殘酷，德蘇兩國以政治宣傳散播意識形態，兩軍犯下大量戰爭罪行，例如虐待及殘殺俘虜、強姦女性及屠殺市民。蘇聯方面，直到1955年才願意簽署沙俄亦同意的《海牙公約》。東歐國家對相關罪行的公眾討論，要直至1991年蘇聯瓦解才能浮面。 在共產政權國家，塗改官方相片是對付政敵，重寫歷史的常見手段。在蘇聯，政敵被槍斃後就不能繼續留在相片上，不重要的人亦會被刪走，以凸顯得勢的領導人。中國文化大革命期間，彭德懷、朱德、劉少奇被打倒，就要從相片中消失；到「四人幫」被打倒，就輪到他們從相片絕跡了。

2016 年 7 月 15 日土耳其軍隊政變歷時一晚失敗告終，是現代土耳其史上軍方政變首次失敗。從世俗主義與政教合一路線之爭的角度來看，恐怕是土耳其走回頭路的分水嶺，事後對政府、教育系統及軍警階層的清算，更從未停止。 2018 年 7 月 18 日，土耳其宣布解除發布了 2 年的緊急狀態，並解雇新一批逾 18,000 名公務員，當中一半為警察，還有 199 名大學學者及 5,000 多名軍人，2 年來合共開除了約 16 萬名公務員。直至 2019 年，仍有軍方直昇機機師及文官因「涉案」被逮捕。清算更蔓延至燒毁 300,000 本學校及圖書館書籍，以及重新命名街道等範疇。 其實，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救國英雄」的傳奇定位及對軍隊的倚重，早就種下軍隊地位超然，後來政變「救國」的種子。 軍事奇才成國父 世俗國策作主軸 踏入二十世紀，鄂圖曼帝國再不是兵臨維也納城下，領土直迫西班牙的歐洲夢魘，而是跟遠東大清一樣一落千丈。而凱末爾，就是生於鄂圖曼歐洲領土萎縮，巴爾幹半島諸國獨立的 1881 年。 凱末爾 18 歲時，考入伊斯坦堡陸軍大學。1902 年，他以全級第八名成績畢業，並考進參謀學院繼續深造。3 年後，他以全班第一成績從畢業，晉升上尉參謀。1915 年，時任英國第一海軍大臣邱吉爾有份策劃的加里波利之戰中，凱末爾成功抵擋英軍及澳紐軍團的進攻，守衛國土。（凱末爾在 1938 年逝世前，多次回應澳洲報章，讚揚昔日對手澳紐軍團英勇，可謂識英雄重英雄。）翌年，年僅 35 歲的他晉升准將，奉命趕赴東線對沙俄作戰。 一戰以同盟國戰敗作結，鄂圖曼簽訂條約，允許大片國土獨立成國及成為英法等列強的託管地；軍隊被限於五萬人內；財政由戰勝國監督。凱末爾及一眾民族主義者憤恨不滿，於安卡拉召開大國民會議，建立國民軍，對抗外國軍隊入侵，以弱勝強，屢創奇蹟。 1922 年，凱末爾成功推翻鄂圖曼哈里發。1923 年 7 月，新生土耳其和英、法、意、希臘簽訂了《洛桑條約》，獨立主權地位備受承認。凱末爾依仗聲望及軍隊，施政奉行世俗主義及西化，廢除哈里發制度、因伊斯蘭教而立的法條及宗教法庭等，並改革文字、教育及社會風俗，提高女性地位，首次在伊斯蘭世界建立到世俗共和國。值得一提的是，1935 年國會大選有 18 位女議員當選，與此同時許多歐洲國家的女性還未有選舉權，1991 年土耳其更選出了首位女總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