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淪陷後，抗日抵抗並未告終。不少軍民逃離香港後，加入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 Group）為恢復家園努力。 香港淪陷後，香港大學醫學院教授、香港義勇防衛軍（Hong Kong Volunteer Defence Corps）陸軍中校賴廉士（Sir Lindsay Tasman Ride）與其他守軍一樣被關進深水埗戰俘營。負責戰俘健康的賴廉士眼見日軍拒絕提供必要的醫療設備，決心組織戰俘逃走。1942年1月9日，在賴廉士的「雙料部下」－港大醫學院文員、戰地救護隊代理下士李耀標的協助下，賴廉士與另外兩名本為港大工程講師和物理講師的軍官成功逃出，到西貢獲中共遊擊隊（後稱「東江縱隊」）救援，再前往國軍控制下的惠州。 1942年5月，賴廉士的想法幾經轉達後，遂於曲江成立英軍服務團，並在惠州設立前方辦事處，由祈德尊（後為馬會主席、輔警總監及公職王）出任主任。情報員以個人編號識別身份，分為不同分支小組。情報員回港刺探情報、營救戰俘、政商要人及被擊落的美國空軍機師重返盟軍旗下，並策反太古船塢的工人阻礙日軍運用。當中，時為上尉的何禮文（後來六七暴動期間為署理輔政司，強硬對付左派）負責聯絡協調中共遊擊隊，後者曾經喬裝商販混入啟德機場，再從地下水道營救英軍人員。 其中一個著名成員為徐家祥。徐家祥戰前就讀港大，其後加入後備消防隊參與戰役，逃出香港後受富商利銘澤邀請加入服務團，成為第65號情報員。1948年，徐家祥在何禮文推薦下成為首位華人政務官，於六七暴動期間一度署任華民政務司，曾任行政立法兩局官守議員。可惜，亦有不少滿腔熱誠的年輕情報員因經驗不足，行事不慎失手，被日軍擒拿處死。 服務團其中一項影響香港命運的秘密任務，就是1945年8月英方知悉日本即將投降，命賴廉士派員接觸身在戰俘營的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搶先恢復英國管治。身負此任的梁昌，就是經何鴻燊協助脫離香港加入英軍服務團。 英軍服務團計有約80人陣亡，部分人員由於以秘密身份工作，至死親友仍未知其身份，遂葬於鑽石山公共墳場的「抗日烈士墓」，而未能葬在赤柱或西灣軍人墳場。 英軍服務團盾徽由團員梁宗義於大戰結束前畫成，團內大部份地圖亦由他繪製。盾徽中的拉丁文”Spes. Salutis”代表希望及救亡（Hope and Salvation），大家可以留意盾徽上的左右兩個星號的象徵意義。 英軍服務團創辦人賴廉士爵士 兼任防衛軍司令及港大校長　 賴廉士爵士出生於澳洲，一戰爆發後，賴廉士加入了墨爾本大學來福槍團，於1918年初到西線作戰，一度重傷。1919年，賴廉士從軍隊退役，取得獎學金入讀墨爾本大學主修醫學，期間熱衷運動，代表大學和書院參與划艇、木球和欖球等比賽，更曾擔任學生代表理事會主席。 1922年，賴廉士考獲著名的羅德獎學金（Rhodes Scholarships），以羅德學人身份到英國牛津大學新學院深造。1928年10月21日，30歲的賴廉士獲香港大學聘任為醫學院生理學教授，自此以香港為家。1930年至1932年，及1935年至1939年期間，賴廉士兩度出任醫學院院長，兼任港大校董。 1931年10月20日，賴廉士加入香港義勇防衛軍擔任軍官。1941年6月19日，賴廉士被擢為陸軍中校，出任戰地救護隊指揮官，協助招攬港大醫科生加入備戰工作。 香港重光後，港大於1948年完全復辦。1948年，賴廉士獲港府榮任為皇家香港防衛軍司令，至1962年退役。1949年，賴廉士出任港大校長，至1965年退休。 賴廉士出任校長16年，為歷來任期最長者。期間，港大急速擴展，1961年學生人數增至逾2,000人，是1941年時的四倍。1963年，港大以他命名的賴廉士體育中心（Lindsay Ride Sports Centre），在其校長任期內落成。此外，賴廉士積極參與在港中文大學的創立，成為香港中文大學首批校董。 小結 1940年6月4日，鄧寇克大撤退奇蹟般救走約34萬英法軍人後，邱吉爾發表演說，結尾提到： 「即使，而我從不相信會發生，不列顛群島或其大部份土地淪陷並陷於飢餓，我們在海外的帝國子民，在英國艦隊的武裝和保護下也會繼續戰鬥。直到，上帝認為適當的時候，新世界會拿出一切力量拯救和解放舊世界。」 這段話，可以說是對抱持希望的人最大慰藉。香港人可能還有退路，但香港除了香港人外再無退路。70多年前，另一班香港人曾經活出這樣的故事，貫徹這樣的道理。

78年前，由於敵眾我寡，糧水彈藥不繼，加上戰火迫近人口維多利亞城市區，港督楊慕琦決定投降，香港保衛戰落幕。而在100年前的一戰歐戰場膠著的戰壕陣地，則出現過「聖誕節休戰」（Christmas Truce）。 這條由英國超市Sainsbury’s與英國皇家退伍軍人協會Royal British Legion合作，於2014年一戰百周年推出的宣傳片「Christmas is for sharing」，以3分鐘完整反映了這件事。 1914的西線戰場上，約10萬名士兵違抗上級命令，在平安夜及聖誕節，自發停火。英德雙方士兵在各自陣地唱聖誕歌，聲音上互相祝賀，繼而爬出陣地叫嚷。雙方於無人帶相聚，交換小禮物，踢足球，德軍替英軍剪髮，英軍為德軍烤豬，和平共渡佳節。 休戰持續到聖誕夜結束，部份地區則持續至元旦。事後指揮官相當不滿，下令不得與敵軍交流，砲兵不得休止攻擊。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各地士兵仍以不同方法爭取本應是團圓節日的戰爭空檔，例如雙方火砲在固定時間打到固定地點，避免對方發生傷亡。 在對等的戰爭中，交戰雙方都深深感受到在機關槍子彈及重砲面前，人命是如何蒼白無力，個人的力量是多麼弱小。衝鋒命令下，軍官及士兵在密集子彈面對都是平等，再沒分等級。英德雙方有着相似的信仰、文化背景及社會發展狀況，才能在節日分享同樣共鳴，短暫休戰和解。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Guns may fall silent at least upon the night the angels sang.” 1914年12月7日，教宗本篤十五世曾經這樣祈求，呼籲交戰各國簽訂休戰協定。儘管呼籲被各國政府回絕，但聲音確切傳到大家心中，使之成真。讓我們在這普天同慶的節日，珍惜所有。Merry Christmas!

1943年，日本發行《大東亜戦争2周年》明信片，一套三張，當中收入三分一捐予國防獻金，分別描繪： 一．夏威夷真珠港強襲二．香港黃泥涌高射砲陣地奪取 三．新加坡英軍的降伏 黃泥涌高射砲陣地，位於黃泥涌峽西旅指揮部東邊，是香港義勇防衛軍（HKVDC） 第三連連部所在。第三連連長史伊尹（Colonel Evan George Stewart）自1933年起出任聖保羅書院（St. Paul’s College）校長，當時率領117名本港歐亞混血兒軍人，迎戰蜂擁而上的日軍。 香港戰事被選為大東亞戰爭的三大代表事件之一，可見日方對香港戰事的重視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