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戰爭，見證駐港英軍的輝煌與衰退，一度幾乎淪為廢墟，機緣巧合下又成為別樹一格的渡假村。鯉魚門軍營也許在香港人心目中無足輕重，只是學校秋季旅行的回憶片段，卻與香港實實在在共渡百年患難。 位處維港東面的咽喉，鯉魚門軍事地位顯赫，根據1845年皇家工程兵團（Royal Engineers）哥連臣中尉（Lieutanent Thomas Bernard Collinson）繪製的地圖，開埠初年鯉魚門軍營的位置已有多間小型房屋，而標示為軍營的建築較接近今天的柴灣，現已無跡可尋。 1887年，鯉魚門堡壘（Lyemun Fort）即現時的香港海防博物館及多個砲台相繼落成，英軍為砲兵提供住宿，興建了鯉魚門軍營多棟兵房。建於1890至1895年的法定古蹟第七座（Block 7）前砲兵軍官宿舍，和第二十五座（Block 25）軍官餐廳，皆為維多利亞時代第一代香港殖民地建築。古典主義設計美觀又實用，位處山上，面向鯉魚門海峽，盛夏時仍然比較清涼。 1930年代曾在鯉魚門軍營服役的皇家砲兵團（Royal Artillery）西蒙上士（Sergeant Andrew Salmon），回憶道: ｢…軍營頗為廣闊，鯉魚門是皇家砲兵團的基地，共有兩個砲台（白沙灣和西灣）。而且規劃得很好，位處山丘上……所有兵房都有風扇，那裡其實挺清涼。｣ 好景不常，1941年香港保衛戰期間，日軍229步兵聯隊第二大隊於12月18日晚上登陸筲箕灣，攻佔鯉魚門軍營。當時加拿大皇家來福槍團第一營C連（C Company, 1st Battalion of the Royal Rifles of Canada）駐守軍營附近，加拿大兵多為新兵，寡不敵眾又不熟悉地形，戰至凌晨，奉命撤退。12月19日，C連約120人，僅剩下4名軍官和64名士兵報到，損失慘重。 幸好，軍營未遭受嚴重破壞，戰後1948年一度用作為第五軍事法庭（No.5 War Crime Court），曾經審判戰時日軍上海憲兵隊司令三浦三郎中將（Lieutenant General Kinoshita Kiichi），並將他判處終身監禁。 戰後，英軍繼續使用鯉魚門軍營，駐軍包括華人訓練隊（The Chinese Training Unit），亦即香港軍事服務團（The Hong Kong Military Service Corps）前身。該部隊由本地華人組成，屬全職軍人，主要負責設施守衛、運輸、還有巡邏香港邊境的軍犬隊，協助駐港英軍防務。部隊於1997年3月解散，著名成員包括曾獲大英帝國勳章（MBE）的林秉惠上尉（Captain Albert Lam）。 1980年代，英軍逐步從香港撤軍，第七愛丁堡公爵直屬啹喀來福槍團第二營（2nd Battalion of the 7th Duke of Edinburgh’s Own Gurkha Rifles）告別鯉魚門軍營後，軍營交還香港政府。 東區走廊1984年通車後，鯉魚門堡壘與軍營一分為二，堡壘改建成香港海防博物館，籌劃者包括皇家香港軍團（義勇軍）（Royal […]

米，乃是亞洲多國的主食，一百年前香港就曾因為米價暴漲，引發一場搶米潮，鬧得全城人心惶惶。1919年米價急升，威脅貧苦大眾的生計，事源錯綜複雜。 外患：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但國際氣氛卻絕非普天同慶。西班牙大流感（Spanish Flu）隨着數以百萬退伍軍人回鄉，迅速肆虐全球，二千萬至五千萬人因而病逝；同年，為壓制俄國布爾什維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協約國介入俄國內戰，尤以日本出兵最多。日軍需要大量米糧，日商四出高價購米，導致亞洲國際市場米價上漲，日本各地因米短缺出現騷亂。與此同時，1918至1919年，天公不作美，亞洲多國包括廣東和東南亞等地稻米失收，能出口的稻米大減，暹羅（泰國）國王拉瑪六世甚至於1919年6月立下法令，大幅收緊出口米糧。 內憂：1919年本港財雄勢大的米行和零售商見有利可圖，紛紛抬高米價，大發不義之財；跟據當時港府統計，當時香港人口大增，共約六十萬人，非華裔人口僅一萬三千六百人，光是維多利亞城（Victoria City）已有超過三十萬華人聚居。華人一般都生活艱難，而且忍受着各種不公。由華商僱用，無特別技能的苦力年資僅36至96元，反觀買一頭豬也要20至24元。苦力收入只能勉強維生，要養妻活兒恐怕更悽慘。 苦力苦不堪言  四出搶掠米舖 外圍因素加上米商囤積居奇，米價由每百斤6元暴升十倍至60元，完全超越貧苦大眾負擔能力，苦力食不果腹。1919年6月，香港爆發第一宗搶米案，接下來數個月，大大小小的苦力搶米事件令市面出現恐慌，港府一時間無計可施。 7月28日《香港華字日報》報導了灣仔搶米的情形：「…廿六號（則上禮拜六）上午十一點鐘灣仔有煤炭苦力約貳三百人，先由麥加街起，所過米店無不被搶，計被搶者有十四五家之多… 」搶米案令米店提心吊膽「…所有灣仔店戶咸懷惴惴至昨禮拜日仍未盡開門，多數半掩門者或者窗口賣物者。二號警局鏡幫辦立刻派出中西探多人各持手槍，沿街巡緝 …」 英文報章也表示震驚，同樣在7月28日，《德臣西報》（The China Mail）形容灣仔搶米事件為 “THE RICE RIOTS（米暴動）”。該報又報導27日早上，大埔道原本有十五包政府承包商的大米，但未及上火車去油麻地廠房，就被人群搶奪一空。當時有數名警察在場，但群情洶湧，無力阻止搶劫。 港府訂立條例  管制食米供應 面對多宗搶米案，港府未能即時平息騷動，當時警察部門規模細小，總人數僅1,303人，當中洋人警察不到200人，華人和印度人則大概各佔一半，動武絕非明智之舉。碰巧近6月最關鍵時期，年近六十歲的港督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因病離任，與繼任的港督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交接工作需時，以致決策有所拖延。港府從越南西貢急訂的米糧又因為天氣不佳，船期延誤，來不及應急。 終至7月尾，受港府委任的穀米專員，裁判司赫治臣(Robert Oliphant Hutchison)成功和華人領袖協商定價，每擔上等米21元，中等米15元，下等米12元，合力令米價回落。再加上8月港府從海外訂購的米抵港，大批米糧供給本地市場，搶米案漸漸消失。 為穩定民心，港府又於9月9日訂立“RICE ORDINACE, 1919（1919年食米條例）” ，從此米就由港府定價，經由港府批准發售，嚴禁私人炒賣。直到2003年3月1日，特區政府取消所有限制，全面開放市場。 也許有人認為，香港開埠以來都以自由貿易港自居，奉行自由經濟。事實上1919年米暴動只是港府必要時介入市場的其中一例，以及港府面對多場騷亂，早被市民遺忘的其中一章。 資料來源： 徐承恩:《城邦舊事: 十二本書看香港本土史 (修訂版)》，香港: 紅出版 (青森文化)，2016年。 梁寶龍:《香港本土史汗血維城：香港早期工人與工運》，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7年。 張連興:《香港二十八總督》，香港: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12年。 《香港華字日報》，1919年7月28日，第三頁。 Chan, Ming K., and John D. Young. Precarious Balance: Hong […]

人類史上第三次全球鼠疫，於1894年5月由廣州 傳入香港，迅速在華人貧民區中蔓延，死亡率達95%。港英政府馬上採取行動，於5月11日宣佈香港為疫埠，隨即禁止華人出境。並於5月12日的《香港政府憲報》中公佈一系列防疫政策： 一，受感染地區的房屋水道和主要地下水道必須經常清洗及消毒；二，曾有感染個案的房屋必須消毒，其它傳染病也用同樣方式處理；三，所有病人及照顧過病人的人士的衣服，一律要燒毀；四，東華醫院絕不可接收病人，以免散播疫病；五，醫療船｢海之家（Hygeia）｣將會停泊在維港中央，以用作隔離病人。 潔淨局（Sanitary Board）於是在太平山一帶執行消毒工作，由於當時警察人手嚴重不足，港英政府邀請駐軍史路比郡輕步兵團第一營（1st Battalion of the King’s 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 Regiment）派遣志願者提供協助。該營一千名官兵中，約有六百人志願相助。 這些英軍進行了極之厭惡性的防疫任務，每日挨家抵戶用煙燻和消毒水清理房屋，燒毀病人的衣服､床和垃圾，把病人帶去醫院或者隔離，還要處理病死的屍體。 當英軍逐家逐戶搜查病人時，發現有病人會死撐在桌旁，不希望被帶去醫院或者隔離。華人又不滿港英政府草草埋葬死者，寧願藏起病死的親友，不許英軍處理。英軍消毒的行動的確十分擾民，不會預先通知，經常令婦女、小童受驚。 華人領䄂因此向港督羅便臣請願，要求停止抗疫措施，包括准許在醫療船「海之家(Hygeia)」中被隔離的病人，遷往華人管理的醫院 ; 不准西醫為華人治病; 讓死者回鄉埋葬等等。港督表示明白措施引起民憤，港府對此責無旁貸，但同時認為華人領䄂要求荒謬，堅持為保護市民健康，港府絕不讓步。 經過四個月的努力，港督羅便臣終於可以宣佈疫情告一段落，在2679宗病例中，多達2552人死亡。志願協助的英軍有九人受感染，一人因此病逝。當時的英軍身穿白衣，所以被戲稱為 “White Wash Brigade”，俗語｢洗太平地｣也由此而起。疫情暫告一段落，但往後鼠疫等惡疾始終困擾港英政府多年。 五百年前的瘟疫與迷信 大規模疫病古已有之，於十四世紀由中亞傳到歐洲的第二次全球鼠疫又名「黑死病(The Black Death)」，據歷史學家統計，黑死病造成歐洲約50%人口死亡。十四世紀的歐洲還未聽聞過現代的科學和醫療，當時人們對黑死病束手無策，只知感染者身上一旦長出黑斑，則命不久矣。 不論中外，每逢天災橫禍，難免有人妖言惑眾，謀取暴利。當時歐洲就出現了一班身穿奇裝異服的「瘟疫醫生(Plague Doctor)」，他們穿州過省，四處用土法醫病，販賣毫無作用，甚至乎有害的所謂藥物。平民百姓對醫學和宗教失去信心，唯有取信於旁門左道的土法抗疫，這些土法包括： 一，把洋蔥、香草、鴿子、蛇(如果找到)一同切碎，煮沸後擦上身體。二， 飲用醋，服用砒霜，吃礦物質和水銀，甚至是有十年歷史的蜜糖。三，坐在火堆旁邊，或者坐在污水渠中，但求退燒。 方法五花八門，瘟疫醫生還會試飲病人的尿液，認為可觀察健康狀況。 事過五百年，來到亞洲，再看1894年5月爆發的香港鼠疫。雖然醫學已有長足發展，但當時香港社會華洋隔閡太深，互不信任，本地華人對消毒、隔離仍未有概念，以致有各種的誤解及不滿。 資料來源：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 2011, JACKIE ROSENHEK • October. “Doctor’s Review: Medicine on the Move.” Doctor’s Review | Doctors of the Black De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