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以農立國，自古以來蝗災、水災及旱災對民生影響深遠。而早於《後漢書·五行志》已有記錄公元46年「春三月，蝗螟大起，被害者九十郡國……」 蝗蟲喜歡在乾燥少雨、濕度低的環境下繁殖，因此每逢大旱或天氣反常，都是蝗害先兆。過去幾個世紀，中國蝗災次數頻繁，據1985年河南民政廳整合的《歷代自然災害匯編》，清代有旱災193次，次生蝗災109次; 民國則有旱災35次，次生蝗災29次。 2012年榮獲第32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兩岸華語電影」的馮小剛電影《一九四二》，仔細刻畫了1942年河南大饑荒的慘況。1942年夏秋之交出現大旱，蝗蟲繼而遮天蔽日而來，河南多個縣的莊稼被吃光，導致嚴重缺糧。當時正值八年抗戰，1938年6月蔣介石下令炸開黃河大堤，此決定備受爭議，洪水暫緩日軍西進，卻淹沒河南、安徽、江蘇三省大片土地，造成89萬人死亡。1942年河南省三分一土地被日軍佔領，加上國民政府的徵兵和稅款，農民生活因而崩潰，大量難民更加劇饑荒。貪官污吏又私吞救災撥款，令老百姓得不到應有的救助，幸得Theodore H. White（白修德）和Harrison Forman（哈里遜·福爾曼）兩位著名英美記者親身到河南調查，難民餓死甚至是人吃人的悲劇才曝光，令國際社會嘩然。 1949年中國政權交替，人事幾番新，但國情未見好轉。1958年至1960年的「大躍進」中，中共為了實現所謂「超英趕美」 ，建立生產合作社、人民公社，鼓勵全民大煉鋼。結果是農產量不增反跌，各地幹部卻謊報產量，運動造成最少三千萬人非正常死亡。 造成糧食危機的還有｢除四害｣運動，鼓吹人民消滅老鼠、蚊子、蒼蠅和麻雀，但麻雀根本不是害蟲，消滅天敵反而令蝗災一發不可收拾。現任北京市婦聯《女性月刊》雜誌編輯于艾平，曾筆述大躍進時期，母親跟她形容全民瘋狂喊打麻雀的荒謬情形，結果使農田害蟲猖獗; 當兵的父親則在日記中感慨破壞生態，會得不償失，竟被指為右傾份子，被流放到黑龍江的煉油廠勞改。中共後來發現麻雀不是害蟲，於1960年把麻雀從｢除四害｣中除去，改為蟑螂，1960年4月8日《華僑日報》也報道了「麻雀已經打得差不多了，糧食逐年生產了，麻雀對糧食生產的危害已經大大減輕」這種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 近年蝗害依然威脅中國農產，2001年黃淮河地區蝗災嚴重，最高密度每平方米竟有超過3000隻蝗蟲。內地農業部辦公廳在《全國蝗蟲災害可持續治理規劃（2014-2020 年）》中，亦提及｢…毗鄰的哈薩克斯坦，蒙古，俄羅斯等國家時有晶體蟲遷入到緬甸邊境危害，對農牧業生產安全乃至社會穩定構成威脅…｣ 近日聯合國警告千億沙漠蝗蟲由東非直迫中國邊境，由東非到印度，農民都深受蝗害，可見今次災情非同小可。但中國當局卻處之泰然，更有人以為可以全民吃蝗蟲救災。封鎖消息，掩耳盜鈴注定重蹈覆轍，由廣大平民受罪。如果蝗災可以經食用解決，《聖經》十災大可以減少一災。 資料來源： 鄧雲特：《中國救荒史》，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1年。 田勇：《焦金流石：旱災與高溫的防範自救》，河北：河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4年。 于艾平：《原諒，但不能忘記！（卷一 白土地）》， 香港：天窗出版社有限公司，2015年。 宋致新：《1942：河南大饑荒（增訂本）》，新北市：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3年。 〈麻雀原是益鳥不可再殺麻雀〉《華僑日報》，1960年4月8日，第三頁 農業部辦公廳關於印發《全國蝗蟲災害可持續治理規劃（2014-2020 年）》的通知 “1942河南大饑荒能給我們甚麼啟示開講無疆界 – 讀者投書 新頭殼 Newtalk.” 新頭殼 Newtalk. Accessed February 18, 2020. https://newtalk.tw/citizen/view/13661. NASA Worldview. “A Plague of Locusts Has Descended on East Africa. Climate Change May Be to Blame.” East Africa’s […]

明代馮夢龍《醒世恒言》有云「自古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香港開埠之前屬廣東省，華人深受廣東文化影響，吃野味從來不是新鮮事。 開埠初年，華洋隔閡甚深，飲食文化河水不犯井水。1850年代香港的洋人上流社會，會特地從英國入口約克火腿、牛油、牛舌、甚至是果醬等昂貴又傳統的英國食材，並不打算接觸華人食物，亦無意管束華人飲食習慣。情況要再過一百年，方有港府的直接介入。 翻查過去百年本港的報章，「野味」一詞時有聽聞。1920至30年代，「野味」或者「食野味」原來暗指嫖妓，還有妓寨等煙花之地，不能隨便說。「好食野味者」即指流連酒色者，甚具貶義。 1940年代，開始出現市民食野味的報道。1946年10月25日《工商日報》報道「禾花雀飛港，食客快朶頤」，小販趁禾花雀季節遷徙大量捕捉，廉價賣出 「生售每打三元半左右，酒浸有售至十二元。」戰後初年已有這慘況，難怪禾花雀至今仍然瀕危絕種。 野味不僅是普羅大眾的小食，還被視為補品、佳餚。1953年11月8日《大公報》甚至有文章題為〈秋意闌珊談進補〉大談各種野味，還有對身體虛弱人士有何益處云云：「沙鵻、斑雀、水鴨、果子狸等野味都是當令合時的補品……」當時連現在香港人心愛的貓狗，也是食材之一「香港不准吃貓，否則龍虎鳳（蛇貓雞）會，將是食家們心目中最名貴的食譜了 。」1950年港府通過了《貓狗條例》，禁止市民食用貓狗，遏止狂犬病等惡疾，但往後數十年仍不時有人知法犯法。 1960年代中國大陸政局動蕩不安，出現大規模饑荒，野味成為人民果腹的途徑。香港電台節目主持人謝志鋒曾筆述，小時候在廣東鄉村裡，因為大家都餓瘋了，就隨便在地上找洞穴捉田鼠、水蛇回家吃，不管有無劇毒。1962年2月24日《華僑日報》報道「廣州肉荒聲中，出現野味餐室｣，當時廣州當局為掩飾糧食短缺，從各地運來凍肉供應市場，種類包括「…熊、牦牛、雉雞、野兔、箭豬、蒙古犬、花面狸、蛇等各種山珍野味。」如今港人常聽見在廣州的野味市場，似乎已有逾半世紀歷史。 1976年，港府又通過《進口野味、肉類、家禽及蛋類規例》，收緊野味入口和監控，但野味並未在市面上消失。1983年2月25日《工商晚報》報道灣仔軒尼詩道一間海鮮酒家，有「新野味出爐，野生鱷魚肉」更明目張膽以燉野生鱷魚肉作招牌菜。 直至90年代，由於保育和衛生問題，港府加強管制加上教育，市場對野味需求下降，年輕一代已不吃野味，野味漸漸消聲匿跡。2003年非典型肺炎（SARS）的慘痛經歷，更令市民對野味避之則吉，特區政府也嚴禁果子狸等野味入口。若果50年代港府未有介入市民飲食，香港現在說不定也會充斥野味市場。 Murphy’s Law（摩菲定理）有說，”If anything can go wrong, it will go wrong.（凡是可能出錯的事，一定會出錯）”，致命傳染病已非首次由大陸傳入本港，2003年沙士一役換來成為「疫埠」的寶貴經驗，特區政府是否已拋諸腦後，為政治不惜犧牲民生及香港聲譽？又聽聞中國開始關閉野味市場，惟恐最後亦只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中國目前並無明文禁止進食野味，《中華人民共和國野生動物保護法》只規定不能非法獵捕、殺害國家重點保護的珍貴及瀕危野生動物。 港府用了近50年才成功改變市民食野味的習慣，試問要14億人移風易俗又要幾多個10年？ 資料來源：謝志峰，鄧翼群： 《曾是香港蠱惑男──「峰」雲歲月謝志峰》，香港： 明窗出版社，2011年 ICHIJO, ATSUKO. FOOD, NATIONAL IDENTITY AND NATIONALISM: from Everyday to Global Politics. Place of publication not identified: PALGRAVE MACMILLAN, 2018. Lim, Patricia. Forgotten Souls: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

黃藍相間的領巾，頭上一頂貝雷帽，一張張青秀學生的臉孔，跟隨口令向前邁步，皮鞋踏上操場的步操聲，都是香港人中小學時期的回憶。小時候即使沒有加入童軍，也總有一兩個朋友在童軍裏，畢業後還成為童軍領袖。 香港史上第一隊童軍於1913年由聖約瑟書院（St. Joseph’s College）成立，並於1914年正式在英國童軍總會註冊。當時童軍活動旨在培育香港少數英籍、華裔、葡萄牙裔兒童的公民意識，將來為大英帝國服務。 童軍歷屆總領袖，皆由港督擔任，第一屆總領袖為港督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可見港府重視青少年教育。可惜，適逢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爆發，單是英國本土已有約一萬名童軍成人領袖及前童軍成員入伍。香港的童軍活動缺乏領袖，因此大受影響未有長足發展。直至1920年代更多華裔兒童加入，擴充童軍規模，遍及本港多間學校，例如民生書院、建邦英文中學和樹民學校。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港府考慮到民防工作人手不足，於是委任帕金斯（A. H. S. Steele-Pekins）為防空救護隊（Air Raid Precaution Corps）指揮官。並組成童子軍防空傳訊隊（Boy Scouts Air Raid Precaution Despatch Corps），由十至二十四歲能騎單車的成員組成，再由各區童軍領袖帶領。訓練還包括教育公眾防空知識、傳訊和救護，1939年4月16日《香港華字日報》，報道｢五百童軍受防空訓練｣，數字佔全港童軍人數三份之一。他們於戰時的工作有｢…將被炸情形、人口死傷等就近報告於防空監視哨…｣，空襲時肩負報告消息的責任。 1941年11月，傳訊隊成員多達1,155人，與防空救護隊合作帶領市民應對日軍空襲。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期間，有童軍不幸中彈身亡。部份童軍聽從家人勸告回家避難，而大部分都於戰爭尾聲按指示脫下制服棄置軍品，面對日據時期。 戰後童軍同樣積極服務公眾，例如1948年的中國貨品展覽會舉辦期間，童軍曾出動3,000多人維持秩序。中華廠商聯合會會董馮元侃，曾憶述五十年代童軍協助展覽會時，曾與港督發生過一件趣事。馮會董每年都會致信邀請童軍維持秩序，誰知一名十一、二歲的童軍當值時竟然攔截了港督的座駕，本以為大事不妙，四五天後童軍總會收到一封信，原來港督特意致函讚揚童軍盡忠職守。馮會董未有說明年份，但當時的港督應該是葛量洪爵士（Sir Alexander William George Herder Grantham）或者柏立基爵士（Sir Robert Brown Black）。 想不到的是，香港保衛戰並不是童軍唯一一次為港犧牲，1967年11月5日童軍第80旅完成｢香港周｣的服務後，於銅鑼灣怡和街發現懷疑炸彈，童軍領袖於是帶領成員維持秩序，指揮交通，防止路人接近。高級警官麥義雲（Ronald John McEwen）到場後嘗試移開炸彈以免阻塞電車路，不幸炸彈突然爆炸，麥義雲當場殉職，死狀恐怖，爆炸威力強勁，四名童軍、領袖，十六名市民被炸傷。爆炸後童軍仍堅守崗位，直至大批警員和救護抵達才離開。 1997年主權移交後，童軍在特區政府下繼續青少年工作。最近有指民政事務局要求童軍總會派童軍領袖，到隔離營義務工作，協助抗疫。 童軍以教育青少年助人行善為己任，宣言是｢透過富挑戰性和有進度性的訓練和活動，促進青少年德、智、體、群、美五育的發展｣，但畢竟屬民間志願團體，訓練不包括醫護工作和守衛。疫情固然嚴峻，但如今不是戰爭，更非暴動。1941年香港保衛戰守軍不過一萬多人，今時今日紀律部隊和公務員團隊不論人數還是資源都遠勝當年百倍，特區政府亦未作出全面動員，何必出此下策，呼籲民間義務抗疫？ 資料來源： 柯保羅：《香港童軍百年圖史》，香港：香港童軍總會，2012年。 〈五百童軍受防空訓練〉，《香港華字日報》，1939年4月16日，第八頁。 童子軍傳訊隊的童軍成員訪問，《香港童軍史話》，2004及2010年.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3321/P23.PDFhttps://www.scout.org.hk/article_attach/13907/hks313_p25.pdf 羅恩惠 “【消失的檔案】衝着「香港週」製造恐慌　外籍警官伏屍怡和街：羅恩惠: 立場新聞.”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立場新聞 Stand News, May 24, 2018. https://www.thestandnews.com/politics/消失的檔案-衝着-香港週-製造恐慌-外籍警官伏屍怡和街/?fb_comment_id=1799512020070645_1799773606711153. Welcome 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