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於開埠初期，香港的印度族群已在港紮根，有些是在英軍服役的印度兵，不少在退伍後加入警隊；亦有些在港從商，漸漸開枝散葉。鴉片戰爭前，印度兵已與英軍在世界各地征戰百多年，立下血汗功勞。 1941年12月香港保衛戰期間，守軍主力有英屬印度陸軍的第7拉吉普團第5營（5/7th Rajput Regiment）和第14#旁遮普團第2營（2/14th Punjab Regiment）。兩營印度兵與日軍作戰英勇，蒙受重大傷亡，拉吉普營更是此次戰役傷亡最慘重的部隊。拉吉普營先是陣守醉酒灣防線東翼，繼而在魔鬼山奮戰為「大陸旅」撤回港島殿後，其後再在北角首當其衝抵擋日軍登陸總攻擊。此役，共有892人的拉吉普營有156人戰死、113 人下落不明、193人受傷，傷亡率達51%。當中，全數17名軍官戰死或負傷。 安薩里上尉 Captain Mateen Ahmed Ansari（1916-1943）隸屬拉吉普營A連，香港淪陷後，他被關進為印度兵而設的馬頭涌戰俘營（Ma Tau Chung POW Camp）。安薩里是伊斯蘭教徒，出身印度名門望族之家，受訓於著名的桑赫斯特皇家軍事學院（Royal Military Academy Sandhurst）。由於地位崇高，日軍曾企圖攏絡他帶領印兵變節，為日軍服務，但安薩里斷言拒絕。 1942年1月，賴廉士上校（Sir Lindsay Tasman Ride）成功逃出香港後，成立英軍服務團（British Army Aids Group）營救在港戰俘。儘管面對死亡威脅，安薩里仍然按照英軍服務團的指引，秘密與深水埗、亞皆老街戰俘營的英軍軍官聯絡，策劃一場大型逃脫行動。 1943年4月16日，安薩里透過印度籍特工高禮和（Naranjan Singh Grewal），向英軍服務團總部傳達了一道加密訊息，表示自己雖受日軍嚴刑迫供，但現已康復，隨時可以實行逃脫行動。 可惜現實並不如電影般完美，邪未必不能勝正。就在四日前，4月12日，特工兼前 香港義勇防衛軍第三連成員葛德麟（George Kotwall），被叛徒出賣，繼而被日軍憲兵隊拘捕並處死，逃脫行動因而敗露。同年5月，安薩里被捕，被帶到赤柱拘留營，慘受饑餓之苦及被憲兵虐打。然而，安薩里苦撐至10月仍然守口如瓶，沒有供出任何對英軍不利的情報。 1943年10月29日，日軍似乎失去耐性，安薩里、高禮和一共30名英、印、華籍英軍服務團特工及相關人士都被處以斬首之刑。行刑前，安薩里展現出最後的忠誠和勇氣，根據其他生還者憶述，他當時仍然安慰身邊的人： “Everybody has to die sometime. Many die daily from disease, some suffer painful, lingering deaths. We will die strong and healthy for […]

香港首批663人強制檢疫於今日到期完成，有線電視新聞記者親身經歷並作報道，亦適合我們同時鑑古知今。儘管傳染病學到現代才出現，但人類在《聖經》年代已知隔離病人及從疫區回來的人可以避免傳染疾病傳播。 香港爆發1894年鼠疫之前，孫中山先生的老師，外科醫生康德黎爵士（Sir James Cantlie）已在1890年痲瘋病報告中敦促港府採取隔離和遞解出境的政策。康德黎形容香港為｢中國大陸痲瘋病人眼中的黃金國｣，特殊的地位難以避免大量人口流動。所以，他建議在香港周邊島嶼建立一個檢疫和隔離站，但要接近市中心，方便進行醫療檢驗。 其實康德黎提交報告之前，昂船洲已曾被用作臨時隔離站和監獄，但因為保安不足，常有逃脫事件發生，港府認為地點不理想。1894年鼠疫期間，醫療船「海之家」（Hygeia）就如同康德黎的建議般，停泊在西角（West Point）對開海面作為隔離中心，病人較難逃走，方便控制疫情。 除了鼠疫之外，香港最令人聞風喪膽的傳染病還有霍亂。年輕一代對霍亂可能比較陌生，但六十年代的香港衛生情況較差，甚至經常制水，霍亂是當時嚴重的公共衛生問題。1962年不僅有颱風溫黛，還爆發過一輪霍亂疫情，港府重啟了尖沙咀的英軍漆咸道軍營，作為漆咸道隔離中心（Chatham Road Quarantine Centre），隔離了六個家庭，由紅十字會照顧他們的衣服和福利需要。1963年疫情惡化，一個夏天就有過百宗霍亂個案，漆咸道隔離中心容納了超過1600名曾與病人接觸的人士，進行隔離和治療。若果隔離期間出現霍亂症狀，病人就會被送到荔枝角傳染病院（Lai Chi Kok Infectious Diease Hospital），病院在1961年增設實驗室和診斷中心，專門研究霍亂的病源與診治方法。病院現已活化成為饒宗頤文化館，近來饒宗頤文化館旅館「翠雅山房」被用作隔離營，亦有一點淵源。 經過港府嚴格監控，到1968年香港有足足四年半沒有發現霍亂，該年12月3日《工商晚報》報道「醫療改善使香港成爲自然死亡率最低地區」 。此後尚有零星個案，但霍亂從此沒有在港肆虐。 隔離貴乎控制源頭及區隔徹底，以遏止疫情在社區蔓延。如今的免路費鼓勵跨境來往、動用稠密民居作隔離所、寬鬆處理隔離規定，相信康德黎醫生也會覺得匪夷所思。若果「自律」經過呼籲就能100%達成，那相信不單是防疫，治安及法律等強制措施也可以休矣，世界大同不是夢。 資料來源： 羅婉嫻：《香港西醫發展史（1842-1990）》，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8年。 蕭國健，饒宗頤文化館合撰：《饒宗頤文化館的前世與今生》，2018年。 〈醫療改善使香港成爲 自然死亡率最低地區〉《工商晚報》，1968年12月5日，第三頁 Bashford, Alison. Quarantine: Local and Global Histories. London: Macmillan Education Palgrave, 2016. Lü Dale. Light the Darkness: Story of the Hong Kong Red Cross, 1950-200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1. […]

這多年來，最喜歡這篇關於港督 #麥理浩 伉儷的分享，奇遇難得而真摯自然。 幸好有行山徑麥理浩徑以麥督命名，在這個善忘的都市，他們會繼續留在我們的共同記憶，不會那麼容易消失。而西貢北潭涌麥理浩夫人度假村，亦在今次疫情作隔離營，繼續為港服務。 註：2020年2月16日，麥理浩勳爵遺孀麥鄧麗娉女士於英國蘇格蘭逝世，享年99歲。